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一次相向而行的握手******
(近观中国)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一次相向而行的握手
中新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5日电 题：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一次相向而行的握手
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两国元首面带微笑，相向而行，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随后，这一次跨越大洋的握手，成为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11月14日下午，印尼巴厘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间的这场互动吸引全球目光。
与无数报道、关注这场会晤的媒体相比，能来到会晤现场的记者无疑是幸运儿。当天，在提前两个多小时候场时，中新社记者在现场看到，国际各大媒体记者早早齐集于此，不少媒体还开启直播模式，动态播报这场世界级会晤进程。
这次会晤的地点在中国代表团的驻地。17时23分许，拜登车队来到巴厘岛努沙杜瓦湾的海滨酒店穆丽雅。美国代表团下榻的君悦酒店距此约10分钟车程。
17时36分许，拜登步入会见厅所在大楼，他快步向习近平走来，两人相距还有五六步时，拜登首先伸出右手。在快门声中，习近平和拜登在八面间隔排列的中美两国国旗前站定，进行了长时间的握手。为更好拍摄这一重要时刻，现场记者各出奇招，大声呼喊以吸引两国领导人的注意。为配合记者的工作，习近平和拜登又一次面向镜头站定合影。
此前，习近平和拜登多次会面，俩人相识已久。自2021年以来，双方已经五次通话或视频会晤。两国元首的这次握手背后，创下多个“首次”：中美元首三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拜登总统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
这次跨越大洋的握手也饱含世界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17时42分许，两国元首移步到会谈厅，正式开始会谈。室内，一排排枝形吊灯下有两列长桌，每边有9个座位。中方陪同人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随行参会的美方人员有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坐在这个桌前的人，将在管理中美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两国元首致开场白环节，拜登首先发言。他说：“我们有责任展现中美之间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竞争变为冲突，并在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上设法开展合作。习近平主席，我期待着如从前那样持续的、开放的、坦诚的对话。”
习近平在开场白中特别提到“我们今天的会晤举世瞩目”，并直言，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他说：“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一如既往地坦诚深入交换看法，我也期待同总统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简短的开场白后，媒体记者离场，会晤进入闭门阶段。根据官方披露的新闻稿可知，在随后的长时间会晤中，两国元首谈到了各自内外政策、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各领域对话与合作、重大国际地区问题等五方面议题，覆盖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和当前最紧迫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时针指向20时48分许，会谈厅的大门打开，拜登一行离开中国代表团驻地，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结束。双方进行了约3小时12分钟的会晤，超过事先商定的时长，而且会晤使用的是同声传译。
围绕这场会晤能否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国际媒体随即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分析和跟踪报道。按照美方的说法，会晤为中美关系“建立地基”。中方则认为，会晤达到了深入沟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的。(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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